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隆冬时节，我们踏着积雪，趟着泥泞，穿行于宣恩椿木营的山山岭岭，追寻着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一名基层干部的奋斗足迹，感受他真心为民的滚烫情感、赤诚胸怀。雪花纷扬，寒风呼啸，群山呜咽。一个声音仿佛在不停地呼唤：周国知，你回来吧，我们离不开你呀！

“说周主任是病死的，不如说是累死的！”

２００３年５月８日，春寒料峭，海拔１６８０米的椿木营还打着寒霜。周国知起了个大早，他穿上解放鞋，背着照相机，沿着泥泞小道，往勾腰坝村走去。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明显感到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走一段路，就要坐在路边歇一歇。他以为“胃病”又犯了，掏几颗药塞进嘴里，又艰难地往前走去，来到七组胡柏春家已是中午时分。

胡柏春的“家”是搭在两个烤烟房中间的一个竹篱笆棚，前后用竹条扎成篱笆，在顶棚的竹篱笆上蒙上一层塑料纸，一家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胡柏春前几年举家搬迁到京山县，不想妻子水土不服，重病３年，在搬家回宣恩的路上，身上仅有的几千块钱又在宜昌被盗。回到椿木营，只好搭了个竹篱笆棚安身度日。

胡家是全村最偏僻最穷的人家，也是周国知的消茅联系户。为他家拍照后，周国知又和他家商量无钱、材料不易运、帮工不好找等难题如何解决。之后，在胡家喝了一碗稀饭后他又匆匆赶路。

没走多远，他感到肝部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他用手顶着肝部，勉强支撑着坐了下来，不想当场就昏倒在地。大约３个小时后，一个哑巴发现了他，哑巴认得是周主任，焦急地比划着叫来乡亲们。大家七手八脚扎成担架，铺上棉絮，将他送到几里路外的后坝工作队。

其实，周国知的病已有好几个年头，他一直以为是胃病，没把它当回事，有时感到疼痛，就胡乱吃几颗药，或者打几针了事。特别是近年来，他身体明显消瘦，精力明显不支，可他根本顾及不了这些，仍一心扑在工作上。２００２年８月，大风吹塌了挖断山村张宗丕的房子，他天不亮就出发，清晨就赶到张家，组织村民清理物品，帮张家找地方借住，发放救济款。没几天，大雨又冲垮了勾腰坝村四组张平清家的房屋，他清晨赶到村里，同村主任罗群林一道，去张家抢险救灾，之后又到同村的五组、六组查看灾情。那天，他又累又饿，病又犯了，半夜三更回到家中，不巧妻子在椿木营街上住院，家中无人照管，他整整在家迷迷糊糊躺了三天，没吃没喝，有时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挣扎着爬起来找点水喝。

椿木营是个老高山，山大人稀，全年有大半时间云遮雾绕，“望到屋，走得哭”。周国知的工作就是常年走村串户，艰苦的环境练就了他一双铁脚板和坚韧的毅力。一把电筒、一双解放鞋、一只背篓就是他的“三件宝”，吃苦受累更是周国知的“家常饭”。一天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例子举不胜举。巴山坪村十分偏僻，一个村民与村干部有矛盾，他陪同乡党委书记李明山整整走了６个小时山路去做调解工作；有一次发放救济款，他一通夜跑完勾腰坝村的４８户贫困户……

２００３年春，州里决定在全州实施消除茅草屋工程。椿木营全乡有１００多栋茅草屋，占全县三分之一，是消茅任务最重的乡镇。周国知既兴奋又感到压力巨大。他拖着病痛之躯，走遍散落于崇山峻岭中的村落，为１１２户贫困户居住的茅草屋拍照造册，建造新居。在工作中，他十分认真仔细，生怕漏掉一户，他知道，对于茅屋户来说，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乡组织委员王顺章还记得，他和周国知到全乡最穷的挖断山村去核实茅屋户，第一次开会由于人没到齐，会上群众提供的名单不到２０户。周国知凭多年对该村的调查了解，认为绝不止这个数，决心一组一组去进一步核实，一户一户去查看，后来终于查出了漏掉的三四户。

几个月的艰难调查，周国知的身体越来越消瘦，病越来越重。领导和同事多次劝他到医院去检查治疗，可他倔着不去。他说，一点老毛病，打点吊针就好了，我要赶时间把材料整理上报。在乡卫生院输了几瓶液，又投入到消茅工作之中。直到２００３年６月９日，乡领导强行将他送进县人民医院。

９月２７日，噩耗传来，年仅４２岁的土家汉子周国知积劳成疾，走完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群山悲咽，万民痛惜。“周主任是为我们累死的呀！”出殡那天，天下着细雨，似乎天公也在为人间失去这样一位好干部而默默地流泪。亲友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和群众的抽泣声久久回荡在山谷之中。出殡路上，人们在自家那眼看就能收获的包谷林里砍出一条大道；路滑的地方，人们自发地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搭成人墙，为周国知灵柩的前行铺路……

“我就是要为高山人争口气”

周国知生活和工作的椿木营，是当年全州最穷困的乡镇之一。家乡穷，家乡苦！生于斯、长于斯的周国知，深感家乡的贫困，痛感群众的艰辛。“高山人”就是“穷”的代名词，连高山的干部也被人瞧不起，周国知不服这口气，他要用他的勤恳与拼搏改变家乡的面貌，改变高山干部群众的形象。这就是他最朴素的想法，也是他拼命工作的原始动力，并最终化为一种崇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１９８４年，从部队转业回乡的周国知被招聘为国家干部，先后任原椿木营区后坝乡人武部长，后坝乡、粟谷乡乡长，区民政办主任，区改乡后任计生办主任、民政办主任、民政助理等。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很快成为工作的行家里手，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做出了许许多多不平凡的事情。领导和同事们都有这样一个看法，虽然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爱学习，经常深更半夜还在办公室里看书读报干工作，很有几次他被管理员无意锁在办公楼里而无法出来。

参加工作之初，周国知就在日记中写到“决心努力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用20年的踏实工作实践了他的诺言。在后坝乡工作时，他苦口婆心推广玉米地膜覆盖技术，并让家里人带头，使当地粮食亩产增长60%，乡亲们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1988年他当乡长时，看到有些劳力外出打工后，承包地撂荒，他便带领一个班子深入调研，听取农民意见，摸索实行土地租赁，促进土地利用，这就是后来在椿木营推广的“后坝经验”。

勾腰坝村有个叫偏檐的地方，他组织大家种黄连等药材，如今这里已是一个有名的林药场，现有日本落叶松1100亩、经济林800亩、药材100多亩，整个林药场固定资产达200多万元。许多农户仅药材收入一年就达2万多元。他在粟谷当乡长时，针对村干部的管理，摸索出一套全新的村干部考核办法，也得以在全区推广。

在搞计生办主任工作期间，椿木营计生工作多次获全县第一名，被州委、州政府评为全县唯一的全州“计划生育先进单位”。每次屈居第二的珠山镇不服气，全县交叉检查时，当年的珠山镇计生办主任张斌主动要求到椿木营检查，专门挑刺，结果没挑出一点毛病，不得不从内心里佩服。勾腰坝村七组有对杨姓夫妇，头胎是女儿，怀二胎后，听信说是男孩，说什么也要下决心保住。按政策，两胎之间要相隔4年，可周国知是个认真的人，他知道计生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他通过仔细核对，发现间隔期还差几天，觉得不符合政策，必须采取补救措施。当时，村委会已同意他们生二胎，按说，周国知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可他却表现得十分的认真。他反复去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表态：你动手术，差什么东西到我那里去拿；差木炭，我给你50块钱买炭。一天一夜的思想工作终于做通了，第二天，两夫妇高高兴兴到镇上，采取了补救措施。

他两度出任民政办主任，那是一项又辛苦又繁杂的工作。怎样把这项工作做好，他可谓费尽了心机。他认真研究了椿木营的山势、地形等地理特征以及多年来的气象资料，掌握了科学有效的“灾情预警”办法。2001年春季的一天晚上，天气预报夜间有冰雹，周国知连夜赶到8公里外的勾腰坝村，组织村民用被子遮盖烟苗苗厢，整整忙了一通夜，避免了灾害损失。村民们相信：“只要有灾，周主任就会及时赶到。”乡福利院老人的棺木放在露天坝里，雨淋日晒，有的腐烂了，甚至一挪动就散了架。他积极争取县民政局支持了1万元钱，组织福利院修了一间房子，存放棺木。他亲自帮着将棺木搬运到那间新房里，使老人们安下心来。

为了让福利院老人们生活过得充实，他在福利院建起了老年活动室，并组织老人们种粮、种菜、种药材、养猪，办起了食品加工厂。老人们的冷暖他时刻挂在心上，他和福利院一位身体较好的老人一道，从恩施的红土拉来最好的燃料；他把有限的休息时间都留给了这些老人们，连续两个春节，他都是先在福利院团年，再回家团聚。当我们走进福利院采访时，但见炉火熊熊，火炉房楼板上挂满腊肉，老人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乡里号召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他被安排联系家乡勾腰坝村。该村过去种烟走过一些弯路，他动员和鼓励乡亲们重新振作起来，搞烟叶片区建设，他在家里带头拿出4亩好土种了烟，并育了10厢烟苗，全部无偿提供给了种烟户，别人要付钱，他说：“屋前坎后，这点烟苗钱我还怎么好意思要？”

椿木营四周有8条山脉，形同八条同槽骏马，头在椿木营，尾在恩施，因而当地老百姓说：“八马同上槽，吃在椿木营，屙在恩施，椿木营注定富不起来。”然而，科技终于驱走了贫困，结构调整给云遮雾绕的贫瘠之地带来了春天和阳光。当年的最贫困乡镇如今成为全县的两个财政贡献乡镇之一，椿木营大多农民也摆脱了贫困的阴影。这些，都离不开像周国知一样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一群高山干部，周国知无疑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团结奉献，开拓创新，勤奋求实，苦干争先”的椿木营精神造就了周国知，周国知用他的奉献与拼搏为椿木营精神增添了鲜红的色彩！

“心中装着所有最需要他帮助的人”

在周国知的遗物中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全乡住茅屋户的名单和有关资料、全乡特困户的名字和情况。他不仅仅把这些记在笔记本上，更把所有最需要他帮助的人深深地记在他的心灵深处。他视困难群众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用他滚烫的情怀温暖着困难群众的心，拳拳爱民之情感人至深。

这些年，椿木营大多农民摆脱了贫困，但一些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和受灾户却时时盼望着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帮助。周国知说：“我是最基层的民政干部，我不关心困难群众，谁来关心？党和政府的关怀又如何体现？”他为自己制定了一条基本工作原则：“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要有我周国知的身影。”

长槽村二组的彭雪锋已37岁了，还没讨上老婆，他和70多岁的父亲住在一个仅仅只有几个平方米的“狗爪棚里”，叫人看了实在心寒。早在2002年，周国知就多次来到他家，找到村主任、彭的哥哥，商量着民政挤500元、村里挤500元、他哥哥挤500元，为他修了两间房子。2003年正赶上消茅，又将他列为对象，解决了新房无窗户的难题

政府的救济资金毕竟有限，周国知在发放救济时就在思考，怎样使有限的资金保证和促进救济户的生活和生产？他一改以前的的救济金全年一次发放为分月发放，避免了有的困难户不会划算几天就花光的问题，特别是需要买种子肥料时没一点资金问题。为困难户解了忧，却给他自己找了麻烦。施家坪村有个特困户叫王照碧，家离乡政府有20多公里，每月要么请人代，要么周国知亲自送上门。每次他都要背着竹背篓，为王照碧送上一些吃的用的。残疾人王胜力家卫生极差，很少有人上门，周国知却春送种子，冬送口粮，还两次为他整修房屋。

“周主任没有架子，和我们老百姓打得拢堆。”这话出自残疾人胡顶成的口。胡半身不遂，胡家离周国知家不远，家周国知每次回家总要去看看老胡，问问生活生产。老胡说他小便失禁，

周国知就连忙送来了新棉絮。乡福利院70岁的汤银桂老婆婆，念叨着棺木还没着落，周国知从几十公里外的鹤峰中营给她运回木料，并安排集镇上的木匠合成棺木，周请汤婆婆到木匠那里去看，说：“您觉得满意就行，不满意我再去买木料。”

“群众利益无小事”，对工作的对象有什么困难，周国知都一清二楚。丁玉兰结婚七八年了没有小孩，周国知将她和另两名妇女送到县计生服务站做检查治疗。有的计生对象，因家庭困难，手术后无法住院食宿，他二话不说，接到乡里给他分配的暂住房间，管吃管住，管生火取暖。“在我的印象中，他为计生对象生火就找我要过好几回木炭，”乡宣传委员涂冬枝回忆说。按照农村习俗，与“月母子”接触要倒霉，长槽村侯岩生的妻子，在月里结扎后，抬回家要走2公里山路，不少人不愿帮忙抬，他二话不说，抬起担架将她送回家中。

周国知心中装着所有最需要他帮助的人，惟独没有他自己。他坚信“人到难处要拉一把”既是为人的基本品质，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基层干部的神圣职责。

6月11日，县医院确诊他已是肝癌晚期。晴天霹雳几乎将周国知妻子汪碧秀当场击昏。为了让周国知多活几天，她强忍悲痛，骗他说只是得了肝炎。周国知闻之坐不住了，吵嚷着要出院，说：肝炎没有大不了的，我最多住一个星期。妻子说：出不出院要医生说了算。他开始发脾气了：“医生巴不得你多住几天，好多抓收入。你不晓得，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办，消茅户都还指望着我呢！”好说歹劝，他才勉强同意继续住院治疗。他让在城里工作的哥哥周灵知到乡政府找领导协商是否安排一个民政工作助手，免得耽误消茅工作。之后，他又打发妻子回乡里，从乡民政存折上取出4000元钱，其中3000元交给乡福利院，他担心福利院的煤烧完了，需要买煤；还剩1000元转交主管民政工作的乡党委副书记黄长喜，以备灾民应急之用。

天地之间有杆秤，老百姓就是那定盘子的星。在椿木营采访，老百姓对他的评价几乎是异口同声：周主任是个好人。

“这是困难户的救命钱，我一分也不敢乱花”

人们给周国知算了一笔账：这几年他担任计生办、民政办主任，从手里经过的钱有100多万元。可他没有从中谋取一分钱私利。他说：“我手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困难群众的救命钱，用出去之前我都得想一想，这钱该花不该花，对不对得住老百姓。”

住院一个月后，周国知坚决要求出了院。乡里考虑他病得太重，新安排魏光荣接替民政办工作。办移交时，县民政局派人去审计，结果不仅分毫不差，而且还多出了3床棉絮，那是上届主任接受的捐赠忘记入了账。

周国知居住的是简陋的木屋，屋里板壁也是新一块旧一块，深浅不一的木板颜色无言地诉说着周国知经济上的拮据。木屋左厢屋前因没钱买木板，一直未装板壁，周国知逝世办丧事时，人们才去买块红蓝相间的塑料布钉上以遮风雨。周国知的妻子长期长年有类风湿病，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父亲已81岁高龄，两个儿女在外读书。为治病他欠了几千元外债，家里的猪、牛只好寄到邻居家喂养。周国知到县里住院时，带的1500元钱还是悄悄从信用社贷的款；女儿到恩施读书，也是贷的2000元款。可他却从没想到占公家一分钱便宜。父亲是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多年来除享受国家规定的补助外，没有得到一分钱的额外补助。

2002年父亲和其他村民一同遭受风灾，可在救济名单上却不见他父亲的名字。周国知为茅屋户拍了许多照片，但他却没有顺便给家人和自己留下一张照片，小儿子9岁了还没照过相。乡政府起了新宿舍，许多人都搬进了新居，可他的宿舍还是那间十分陈旧的木板屋，一遇下雨，天穿地漏，他只好找几个盆子接漏，伴着滴水声艰难入眠。有时候下乡回来晚了，乡政府食堂已过了开饭时间，他就煮碗方便面或者一碗剩饭加一点高山酸菜汤对付对付。乡长张兴武和他一同当兵，又一同工作多年，关切地问他有什么要求和想法，他总是连连回绝：不给你添麻烦，不给你添麻烦。

公生廉，明生威，清廉总是和公道正派相伴。勾腰坝村二组黎银阶是周国知一位老同事的外甥。黎和未婚妻，不到结婚年龄，未婚先孕。黎银阶先是背着一背篓东西送到周国知家，周国知回家知道后让妻子给他送了回去。之后，周国知多次上门做工作，黎就是不通，甚至还破口大骂，扬言要把周国知脑袋“提（砍）了”。周国知软硬不吃，坚持要黎采取补救措施。黎的未婚妻子便悄悄躲出去了。周国知和乡党委副书记黄长喜，村主任罗群林一道，到鹤峰、来凤、甚至湖南龙山，以及本县的椒园、晓关到处寻找，前后达半月之久，终于落实了补救措施。

周国知的家是修在山边的一栋吊脚楼，门前是邻居家的责任田，只好从屋后沟开门进出。在大门前修个小院坝，将大门开在屋前一直是他的一个心愿。他与邻居协商，转让一分地。邻居虽答应了，却要价1700元一分不让。这在当地可以说是“天价”，周国知只好咬着牙答应。原来这之前有个故事：这邻居住房不算好，想列入消茅户，可周国知认为他的房子算不上茅屋，没有同意。（后来，县、乡民政办的同志再次来调查认定这家的确不属消茅对象。

有一年，椿木营发生了一场群体械斗事件，在械斗中，周国知一个远房侄子被人用狼牙棒打伤了，在处理事件中，周族人家提出对方必须赔偿医药费2万元，对方不干，眼看一场更恶劣的械斗就要发生，此事惊动了县公安部门。正在双方争持不下之际，周国知闻讯从乡下赶来，他对本族人家反复做工作，说，应该实事求是，花多少医药费就陪多少医药费，不能狮子大开口。最后，周族人家接受了他的调解，结果仅仅花去了3000多元医疗费，一场干戈化为玉帛。有一次，一名好把政府救济款拿去赌博的“横绊精”困难户缠上了他，怎么解释也赖着不走。乡政府晚饭铃响了，周国知喊他一同去吃晚饭，他认为是想甩掉他，竟一口咬住周国知的小腿不放。隔壁办公的同志来拉开后，周国知并没发火，还掏出4块钱给他，让他到街上吃饭，并约他晚上继续交谈到深夜12点，进行耐心说服教育，终于得到“横绊精”的理解。

公道、正直、清廉，周国知以其人格的魅力征服了所有和他打过交道的人。

“我如果活着，我一定要组织你们把路修好”

“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鲁迅先生的话，正是周国知人生的真实写照。

8月中旬，周国知病情进一步恶化，全身枯瘦如柴，犹如秋霜中即将飘落的败叶。他不得不再一次住进县医院，他已感到情况十分不妙，在他再三哀求下。9月1日夜里11：30，哥哥终于告诉他真实情况，他当时就火了：“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害得乡里为我整了这么多钱！”第三天，他不顾亲友和医生的强烈反对，只开了一些止痛的杜冷丁，就出院回家。他对在场的哥哥周灵知说：“我回去后，你不要声张；我死后，不要坐夜。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请组织照顾一下碧秀和孩子，不要给乡里找麻烦，乡里太穷了。”他还特别交代：“你给魏主任带个信，民政办库存的100多床救济棉絮，一定要弄出来晒一晒，免得腐烂了。”

乡计生办副主任陈玉泉打来电话问病情，劝他安心治疗。周国知说：“已是肝癌晚期，治也没用了，乡里已花了这么多钱，我不忍心再花冤枉钱。我不行了，你要把工作搞好。过去，我们乡里的计生工作一直都是先进，你要使力搞，争取年年当先进……”陈玉泉听到这，忍不住“哇”地哭了。

听说周主任病重，领导、同事、乡邻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他。他对乡亲们说，我也活不了几天了，可惜好多事给你们帮不上忙啦！

9月16日晚，也就是周国知去世前第11天。乡党委副书记万志安到他家去看望他。周国知坐在椅子上，背上垫着被子，连说话都十分吃力了，双脚隔一会就要由家人挪动一个位置。说着说着话，他就昏昏迷迷睡着了。这时，来看望他的一些亲戚邻居和万志安讲到了村里的事，村民说：“听说明年要搞通村油路建设，还要我们出钱。那我们是不得搞的。”这句话，惊醒了周国知，他连忙向大家解释政策，说：“通村油路建设，是国家拿大头，只要农民出点工，万一出不了工，就补点钱。当然这要作为村里的‘一事一议”，不会强迫你们搞。”他还告诫亲戚邻居：“这是一个大好机遇，你们千万不要失去。我最怕你们不争气，最担心这条路修不通。农网改造我已经帮你们把电灯搞通了。我如果活着，我一定要组织你们把路修通！”

周国知病重期间，时刻没忘记他的消茅联系户胡柏春，他把胡柏春大儿子丁久锋叫到病榻前说：“这个时候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家呀，我没能把你家帮到最后，让你们搬进新屋，我总觉得对不住你！你们要想办法把新房子建起来……”此时的丁久锋不知说什么好，两眼已是热泪盈盈。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周国知想到的仍然是家乡的建设与发展，仍然是老百姓的冷暖！

魏光荣曾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办移交的故事：周国知病重期间在给魏光荣办交接时，特别提到了两个人：冯卓然、冯仕元老人。那还是2002年的一天，周国知在县城开会，遇到冯卓然到县民政局反映，说他是椿木营人，要求进椿木营福利院养老。可在周国知记忆里根本没有这个人。原来，冯卓然70年代就到了长潭河，和一寡妇生活在一起，椿木营公安户口册上根本没他的名字。如今，冯卓然被养子撵进了岩洞，无家可归。周国知听后十分同情老人，当即从身上掏出40元钱给他，说：“你莫着急，我们来调查，一定帮你落实，你先回去！”可冯卓然从此一去不见了踪影，还没调查清楚，周国知就病了。冯仕元多年前被骗到内蒙古做工，直到2003年4月才回来，也没来得及落实。“他们太造孽了，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住进福利院。”

周国知弥留之际，魏光荣去看望他，告诉他说，已给胡柏春联系了买一座旧瓦房，正在办理手续；冯卓然、冯仕元老人的情况已基本调查清楚，不久就准备把他们接进福利院……周国知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如今，冯卓然、冯仕元已入住福利院，正幸福地安度晚年。那天，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我们来到胡柏春新家采访，只见大门上，贴上了这样一副对联：“好公仆助咱过上好日子，新时代使我走进新生活”，横联是：党施善政。魏家小儿子告诉我们这是他亲手写的：“周主任过世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表示的，这就算我们对他的一点悼念吧！”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周国知匆匆走了，可他的名字却永远镌刻在大山百姓的心中。